前沿拓展：武汉民国女性服装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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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服装店旧影
西服又称“西装”、“洋装”。西装是一种“舶来文化”，在中国，人们多把有翻领和驳头，三个衣兜，衣长在臀围线以下的上衣称作“西服”，是中国人民对西方服装的称谓。民国初年，在武汉除外侨和领事馆人员外，西服已在洋行中上层职员、自由职业者之间流行，到上世纪30年代风行一时。
从“祥康”到“扬子江”1989年编撰的《武汉市志》服装业之名厂名店“扬子江服装厂”，其前身为祥康西服店。1909年，宁波西服缝工陈章尧设店于今车站路，自带剪尺上门兜售生意，因借得法国领事馆的包活，业务渐次活跃。上世纪20年代初迁三德里街面，租了间前店后厂，规模较大的铺子营业，有12台缝纫机、6台案板，整套烫熨机，流动资金达万余元。至上世纪30年代末集资已经达7、8万元，与信康（本帮）号称当时法租界两大家，但信康的精工款式略显逊色，祥康逐渐为西服男装。
“祥康”1946年4月注册资本600万元，可见武汉市的西服业始由宁波红帮裁缝发端，随之由红帮裁缝的急剧增加得以发展，而后由红帮工艺而诞生。
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祥康隶属纺管局系统，移到中山大道义品里口营业，1963年迁往江汉路原荣康绸缎号三层楼店房营业。
1985年的扬子江服装厂店面
“文革”后，祥康由“反修”服装店改名“扬子江服装厂”。上世纪80年代，西服热席卷全国，各式西服店满街可见，但在汉口，人们还是认准江汉路的“扬子江”，该店制作西服选料考究、精心裁剪、严格试样、精工缝制、讲究手针，很受人们的欢迎。后来由于市场面临的企业改制，“扬子江”整体出租，该店搬迁到宏图大道工业园那边去了。
中山大道上的裁缝店一般西服店都比较考究店堂布置和橱窗陈设，店堂有茶水座椅，橱窗摆时装模特，以广招徕。大型西服店，如信康有员工约60人，祥康约40人；小店雇有3至5名工人不等。另外还有持有经营执照的“包袱客”，携带样料上门兜揽客户生意，人数不多，却是缝工行家，既能自裁自缝，又计件分发临时缝工加工。开支节省，生计裕如。上世纪30年代中，江汉路上海时装公司开曾武汉女式西服的先风，但不到数年就衰落了。
1948年汉口市服装工业同业公会中，宁波籍会员商店达50家。这些服装店多在中山大道及其支路胜利街、兰陵路、保成路、大智路、车站路等市中心路段。西服店的分布地段，体现了店家的级别档次。在中山大道和江汉路中有不少是红帮裁缝开设的店号，且历史都是数十年之久，裁剪缝制之技艺始终居全市的前列。
中山大道的繁华地段，门牌在800至1500号之间，据1947年统计有83家服装店，占700间铺面的近12%，平均每隔几家就有一家服装点，其中宁波人开设的24家，有上海时装、姐妹、怡和、红星、虹霞、上海明记、顺昌、华兴等。戴忠利在中山大道1187号开设的“信孚”；游宝珊在中山大道234号开设的“信康”；戚裕新在胜利街194号开设的“良友”；刘宗杏在中山大道1175号开设的“泰康”；陈永昌在中山大道1199号开设的“顺记”；何筱品在中山大道1173号开设的“南京”等。
怡和服装店是宁波人在汉口经营的又一家较的西服店。邹佩庭1931年创建，起初在武昌，1946年迁往汉口，借用英商怡和洋行的名字自取店名，店子设在北京路附近，以男服为主，兼做女服。上世纪40年代后期，怡和老板邹佩庭曾被推选担任汉口西服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抗战时，由南京迁来汉口中山大道下段的姐妹服装店是“服装店”的前身。1944年，股东拆伙，由缝工出身的方才德独自经营，易名为服饰公司。当时汉口大的女服装店“上海时装公司”迁往法租界，缩小营业范围；却接得天主堂医院医务服装的包活，得以开展业务。汉口大轰炸时，店堂被毁。抗战胜利后重建店堂，服装店成批缝制海勃龙女式大衣正合市场流行的风尚，获利颇丰。武汉解放前夕，方才德携款去了重庆，在重庆“9•2”大火中资产损失殆尽，汉口“”也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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