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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呐喊〉自序》的说法，因为幻灯片事件的刺激，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人生追求由救治病人的疾苦转向改变国民的精神：“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①]在这个的表述中，“精神”压过甚至否定了“身体”，被赋予了决定性的意义。不过，虽然在鲁迅的弃从抉择中，“身体”的占位被“精神”取代，但它却并没有真正退出鲁迅的视野，而是始终如影随形地缠绕着“精神”，质疑并制约着“精神”先行或独自改变的可能，与之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紧张关系。本文拟从这一问题出发，以《阿Q正传》为中心，围绕鲁迅关于国民的精神与身体、启蒙与革命等相关问题的思考展开讨论，以期重新认识鲁迅前期的启蒙探索。
一、身体的失败与精神的胜利
精神胜利法的揭示与命名是《阿Q正传》重要的艺术贡献之一。近百年来的研究论著致力于概括与分析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不遗余力地批判它所表征的国民性弱点，由此孕生的自省精神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的组成要素之一。不过，研究的成果虽然相当可喜，不足却也很，尤其是对“精神”的剜刺未能在兼顾“身体”的视野中进行。正如汪晖所说：
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精神胜利法”上的时候，几乎忘却了鲁迅对于身体的关注，但“精神胜利法”对应的不正是身体的失败吗？阿Q的失败感首先来自打不过别人，甚至打不过他所瞧不起的王胡和小D，其次来源于他所身受的饥饿、寒冷和无法满足的性欲，终来源于身体的死亡——“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身体的视野，“精神胜利法”事实上是无从被诊断为病态的。[②]
这就提醒我们，仅仅停留在或满足于归纳和批判精神胜利法也即现象层面是不够的，只有进一步追问它产生的缘由并查考其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进而理解鲁迅的相关思考。汪晖将身体视野引入（或者说引回）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观察之中，无疑是一种推进。从小说的描写来看，阿Q之所以会频繁启用精神胜利法，根源的确主要在于他不断地遭遇身体的失败。
在上述引文中汪晖已经总结了失败所体现的三个层面，但仍须进一步补充。阿Q的身体的失败首先见之于他的“瘦伶仃”、“黄辫子”以及“癞头疮”等，这些“体质上”的“缺点”暴露出他常年的饮食匮乏、营养不良。其次，不是汪晖所说的“打不过别人”，而是经常被别人打，致使阿Q接连遭遇新的失败：被赵太爷打——“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被撩拨他的闲人打——“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被戏台下设局的赌徒们打——“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被他看不上眼的王胡打——“扭住了辫子”“一连给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被假洋鬼子用“哭丧棒”在头上打——“拍！拍拍！”；被秀才拿大竹杠追着打——“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等等。再次，便是汪晖所说的“他所身受的饥饿、寒冷和无法满足的性欲”以及终的“身体的死亡”。另外还有比身死更为严重的“断子绝孙”。阿Q害怕“断子绝孙”，“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而且“我的儿子会阔得多”的精神胜利也将因之而复归于失败。但被枪毙却使阿Q在死灭的同时，亲眼见证了他所忧惧的“断子绝孙”：生命不能通过子孙延续下去，自身的失败也无从在子孙身上翻转为胜利。对于阿Q来说，这无疑是身体为彻底的失败。
以上诸种失败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概括：内在的生命的保存与延续的欲求（食色问题）不能满足，外在的常受各色人等尤其是强势者的暴力欺凌。两者合起来即是阿Q的“生存权”遭遇了严重危机。以往我们常苛责阿Q的苟活而不知抗争，但实际上两方面的失败都不是阿Q通过一身的奋争或反抗所能改变的。他的某些奋争如向吴妈求爱、反抗如想往革命等，甚至反而给他招致了更大的失败。因此，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弱者对于其无力抗拒的身体的失败的救赎。虽然我们不能认可这种消极的或者说“奴隶式”的救赎，但也不能无视它与受了欺辱而毫无不平的“奴才式”的领受的不同：它毕竟保留了某种可以被激发或诱导的反抗的可能性。也正因此，当能够颠覆统治秩序的革命兴起并波及未庄时，阿Q才会近乎本能地被其吸引。
笔者无意为精神胜利法翻案，鲁迅描写它是为了否定它这一点无可否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越过阿Q的“身体失败”而径直批判其“精神胜利”。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故意无视阿Q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问题，我们就很难苛责他的精神胜利法。对此，杨联芬曾有所论述：
我们不可能以旁观者的超越姿态嘲笑阿Q的健忘和他的精神胜利法。在一无所有的屈辱的生存遭际中，在一点尊严都不被葆有的现实中，“先前阔多了”、“儿子打老子”之类的妄想，是多么可怜的自我安慰！它实在是人在生存和尊严的空间被挤压到接近零的时候，本能地掘开的一丝缝隙。《阿Q正传》对主人公精神胜利法的描写，在读者心灵中激起的反应，“哀其不幸”实在是大于“怒其不争”的——无亲无故，居无定所，自小就像野狗一样被抛弃在人世间，卑微到连姓名都没有的生命，你让阿Q如何去“争”、如何能“争”？他试图争，喝了酒之后说自己姓赵，结果如何？被赵太爷狠狠地打了嘴巴，再不敢说是赵太爷的本家了。……阿Q的生存困境，更多显示着等级社会对人性的扭曲。阿Q的精神胜利法，体现了作为社会底层卑微的生命，为尊严（本能的）而作的徒劳的抗争。[③]
总而言之，“精神的胜利”是因“身体的失败”而生。如果阿Q们的“身体的失败”不能被彻底终止，亦即包括食色与尊严在内的生存权不能充分实现，仅仅指斥其精神胜利法的可笑无济于事。正如对于《故乡》中的闰土来说，那些“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等都不是他所能克服的，因此他的“要香炉和烛台”即使反应了“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也不过是在“难”的生存境况下，无奈地寻求一点卑微的希望做寄托而已。尽管显得盲目和愚昧，却并不值得我们“暗地里笑他”。[④]究其实质，“乡民困苦的根源是社会外部原因造成的，并非知识分子看到的精神愚昧内因，乡民更需要的其实是经济翻身和政治解放。”[⑤]
二、鲁迅的启蒙困境
一面尖锐地揭刺着底层民众可笑可鄙的精神病态，一面又鲜明地表现着他们挣扎着生存的苦境；一面认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一面又发现“他们的精神”无法先于“身体”而被改变：在《故乡》与《阿Q正传》这两篇小说中所凸显的“身体思路”与“精神思路”的相互争执与牵制，显示出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思想困境之中。
众所周知，鲁迅在留日时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思路：拯救中国的根本之道不在“尚物质”，而在“任个人”，不在外在的改革制度，而在内在的改变精神；而能够被改变精神以担负起社会变革重任的主体，只能是处于奴隶地位的占多数的“愚弱的国民”，因为只有奴隶而非奴隶主才葆有根本颠覆现有秩序进而创造合理社会的动力与能量。但“愚弱的国民”很难自己觉醒，需要“精神界之战士”向他们“呐喊”以唤醒他们（同时，如果缺少“精神界之战士”的引导，“愚弱的国民”即使被迫起来反抗，也很可能只是沦入奴隶造反成为新的奴隶主这种“变而未变”的历史循环），而“呐喊”的佳方式或媒介便是能够“撄人心”、促人“动作”的文学，所谓“动吭一呼，闻者兴起”[⑥]、“自意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⑦]、“振臂一呼应者云集”[⑧]等等，都是就此而言。弃医从文的发生与启蒙主义文学观的确立，就建立在这样的思路上。
但现实并没有向着鲁迅预期的方向发展，他先是意识到自己把目光放在底层和精神上并由此诉诸文艺的思路得不到广泛的认同与响应，即“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⑨]，也就是没有更多的“精神界之战士”闻风而动，相与战斗；接着又领悟到“愚弱的国民”的保守性远远大于他所预期的革命性，他们非但不能响应“精神界之战士”的“振臂一呼”，反而会嘲讽、打压乃至迫害“精神界之战士”。他的小说之所以反复表达“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⑩]的主题，就是因为他太渴望看到民众的积极响应，而民众却并无响应或者只有相反的消极反应。他那些不时重现的失望或绝望的表述，反过来正可见出他的期望其实并没有根本断绝过。希望与绝望的反复拉锯固然痛苦，但鲁迅也由此逐渐意识到，剜刺民众的精神愚昧虽然痛切，却似乎有些失于权衡，对于身处专制社会底层的民众而言，相较于精神层面的“愚”，生存层面的“弱”或许才是更为迫切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是为了活着就已耗尽了生命力，更何况在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之下，他们又不得不活得小心翼翼，以至在苟活中养成根深蒂固的奴隶性。由此，鲁迅发现自己陷入了思想困境之中：他无法撇开民众在身体上的“失败”（生存危机）而去奢求他们在精神上的“胜利”（思想觉醒），他艰难跋涉了一圈，但似乎并没有走离初的起点。
“身体思路”与“精神思路”的悖反使鲁迅对启蒙主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意识到启蒙无法避开“身体”对“精神”的制约而取得成，鲁迅的“呐喊”由是越来越弱。《故乡》中的“我”面对闰土和杨二嫂，已经不再拥有“狂人”痛斥乡民“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时所呈现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启蒙自信和道义优势，而是陷入了“无话可说”、“说不出话”的失语之境。这一变化与其说反映了鲁迅绝望于乡民的愚昧麻木无药可救，不如说反映了他在身体视野的叠映下看到了单纯的精神批判的无力与隔膜，因而感到进退失据，茫然无措。
在《故乡》中，如果说“我”对先出场的杨二嫂的叙述尚多冷嘲之语，那么对后出场的中年闰土就几乎只有感慨与同情了。那段对中年闰土的外貌和衣着的速写，在先前的少年闰土光辉形象的对照下直击人心：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说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11]
这种直观的“身体的失败”带给读者的震撼与刺痛，实在并不下于随后那一声恭敬的“老爷”。正是因为看到闰土从“小英雄”到“木偶人”的身体的失败，看到他“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12]的巨大的生存压力，而这种失败与压力又是无论闰土抑或“我”都无力改变的，面对闰土一声又一声“老爷”所显示的精神愚昧，“我”才提不起嘲笑或批判的自信与勇气。我们由此发现，施之于杨二嫂的启蒙式嘲讽话语，在闰土身上却失了。那么反过来，我们又怎能确认在杨二嫂的奸猾愚昧背后，没有和闰土相似的生存压力在作用于她的“精神病态”呢？她取巧地从“我”家里拿走手套、狗气杀等，不正反映了她的生存物质的匮乏吗？
在《故乡》的结尾，叙述人“我”显现了深刻的迷茫与无力。“我”对自己与闰土的隔绝深感气闷与悲哀，希望后辈的宏儿与水生能够不再“隔膜起来”，不愿意他们“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这“新的生活”应该如何实现，“我”却不得而知，只能“想到希望”，却又“害怕起来”，因为明知这“所谓希望”不过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罢了，而且又很“茫远”。然而除了这虚而不实的“希望”，“我”又别无他选，后只能勉强寄托于“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3]“我”的这些百转千回的心理纠结，可以说正是对启蒙道路失去自信后陷入迷茫的表现。我们不禁要问：“我”卖掉老屋逃离故乡，难道不是一种启蒙溃败的隐喻吗？
可以说，如果没有身体的失败这一维度的呈现，《故乡》的意味就不会如此复杂，闰土的形象也不会如此惹人同情。同样，离开了对身体失败的发现，阿Q的死恐怕也不会激起叙述人“我”的悲愤。对于“我”的态度变化，周作人曾说，“著者本意似乎想要把阿Q好好的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14]但我认为，所谓“著者失败的地方”，其实正是显示了著者思想复杂的地方。鲁迅创作《阿Q正传》固然是想集中“暴露国民的弱点”[15]，但由于被选为“箭垛”的阿Q的身份是生活在未庄底层的失地农民，写在它之前的《故乡》所呈现的鲁迅关于农民生存问题的反思，自然会延续到这篇小说中，制约着小说的叙事走向单纯的“撞倒”。总之，在这两篇前后相续的小说中所蕴藏的“身体思路”与“精神思路”的悖反，显示出这一时期的鲁迅陷入了如前所述的思想困境中。或许是因为这一困境的无法破解，在《阿Q正传》之后的几篇小说中，鲁迅没有继续剔抉底层民众的精神病态，“呐喊”之声由此走低，并终走向“彷徨”。
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说，“一九二六年假若他（指鲁迅——引者注）不出走，老住在北平，恐怕他不会和周作人的思想以及倾向有什么相违，他和南方的革命势力既无接触，恐怕也站在远处，取一个旁观、冷嘲的态度，是不会太向往，也不会太愤恨的。”[16]历史当然无法假设，但我以为即使1926年鲁迅没有南下，大概他在思想上也终将走近革命。既然他所面临的启蒙困境无法自解，并且随着五四的落潮而更陷彷徨，那么方兴未艾的国民革命及共产革命所昭示的另一条道路，无疑将会对他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启蒙救治不了民众“身体的失败”（经济困窘、地位卑微），也就无法期待民众“精神的胜利”（主体觉醒、精神更新）；革命直指“身体的失败”，因而有可能为实现“精神的胜利”铺平道路。启蒙诉诸个体的觉醒，而个体（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力量有限，面对现实往往有心无力；革命诉诸集团或阶级的强力行动，足以改天换地。只要这种对比形成，鲁迅就难免会被自己寻求出路的内在动力推着走出彷徨，走向革命。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由此看到，被鲁迅在留日时期弃掉的“身体”不但始终阴魂不散，反而在1926年以后逐渐重新取代“精神”，成为鲁迅面对民众的主要关注点（与此相映的是，留日时期弃绝政治走向文学的鲁迅，1926年后又带着文学回归了政治）：这似乎是历史为鲁迅预定的宿命。
三、痛感的消失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否真的有？这是一个向来被忽视了的问题。直到汪晖在他的《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一书中，为了寻找“阿Q身上的革命潜能”[17]，以解决“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18]的难题，才对此有所疑问，并因此发掘出精神胜利法失的六个瞬间。汪晖的解读精彩，不过在我看来，即使在这六个瞬间之外，精神胜利法也只是在表面上起了作用，本质上并没能、也不能救赎身体的失败，它只不过是把阿Q的失败感从他的知觉中强行驱离了，但这些失败感并没有就此消逝，而是潜入到并累积在阿Q的意识深处。小说中的三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细节是阿Q经常喜欢唱《龙虎斗》的一句戏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并且往往同时做出“将手一扬”的动作。这个细节暴露了阿Q的潜意识中对于自己经常被打是未能忘怀的，他其实渴望能够像别人打自己那样去打别人。第二个细节是阿Q对王胡的“复仇”。阿Q向来看不上王胡，曾经想打王胡却反被王胡所打，他觉得“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但随后对小尼姑的“胜利”却使他忘了屈辱而又飘飘然起来。然而从阿Q“中兴”后在未庄讲杀革命党时所做出的“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颈窝上直劈下去道：‘嚓！’”[19]这一系列动作来看，他并没有真的忘却当初的失败之辱，否则便不会在时隔半年后仍能伺机做出“复仇”举动。第三个细节是阿Q被人串谋夺去了赢来的赌钱后打自己嘴巴以消除“失败的苦痛”。该行为历来被视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一次具体展现，这固然不错，但如果我们注意到阿Q所谓的“胜利”，终是靠着将自己的行为经过复杂的心理逆转后，诠释为“自己打了别个”而完成的，就会再次意识到其潜意中对于被别人打的耿耿和打别人的渴望。
也许还有别的细节可以深挖，不过以上三个细节以及汪晖所谓六个瞬间已经足以说明精神胜利法并非那么简单和有，阿Q的精神事实上从未能真正胜利，现实的失败只能被其暂时掩盖或忘却，而不能被彻底。精神胜利法不过是对失败的拒绝或否认，在这种否认的背后隐藏着对胜利的渴望。一旦阿Q有机会或者自以为有机会获取现实的胜利，他是不会只安于或再安于精神胜利的（这也是阿Q并非无药可救的原因所在），而革命恰恰大限度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阿Q的趋向革命因此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究其实质，精神胜利法所克服的与其说是失败，不如说是失败所带来的痛感。痛感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两方面，是愚弱的失败者不愿承受或不敢承受的，精神胜利法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压抑、转移或消除痛感。随着痛感的消失，失败也就从知觉层面被压入了潜意识层面，失败者于是得以暂时忘却失败而恬然苟活；而一个对自身缺乏痛感的人，自然也不会对他人的苦痛保有感受力与同情心。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篇奴隶的痛感消失报告。1925年鲁迅在《春末闲谈》一文中以细腰蜂用毒针麻痹小青虫给幼蜂做食料为对照，揭示了中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治人者）是如何用尽手段和心机来麻痹民众（治于人者）的知觉，企图使他们“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20]。《阿Q正传》可以和这篇文章结合起来阅读，它在《春末闲谈》之前和之外展示了“被治者”怎样自我麻痹痛感知觉，相较于被麻痹，这种自我麻痹更令鲁迅痛心。
精神胜利法重要的两块基石是自欺和忘却，大多数时候阿Q正是通过自欺和忘却来麻痹自己的痛感。面对失败的耻辱，他往往先行自欺（“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紧接着便是忘却（“‘忘却’这一件的宝贝也发生了力”）。阿Q的善忘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失败后被秀才用大竹杠追着打，先是“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再是“拍的正打在指节上”，但即使觉得“很有一些痛”，并且对秀才骂他的“忘八蛋”感到“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他也还是立刻就忘却了此事，竟然反过来寻声去围观吴妈的哭闹，疑惑“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直到看见秀才手持大竹杠向他奔来，他才“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21]从这个夸张的情节中我们看到，阿Q对于痛感的忘却之易与快，俨然已是一种毫不费力的本能了。
鲁迅笔下处于奴隶地位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并非都像阿Q一样拥有一套精神胜利法，但同样都是善于忘却或没有记性的人，这是他们的生存本领。对此，鲁迅曾说，“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22]，“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23]。善忘的后果便是痛感的消失，对自己和对别人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都丧失了感知疼痛的能力，这是鲁迅笔下的庸众突出的精神病征。鲁迅不厌其烦地揭示了这一点：《狂人日记》中的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24]，但却没有不平的“脸色”；《孔乙己》中的掌柜等人面对被打残的“已经不成样子”的孔乙己照样围观取笑；《药》中的华老栓拿着血淋淋的馒头却丝毫感觉不到眼前生命被杀的惨痛；《明天》里的老拱们只想在嘴上手上占单四嫂子的便宜，对她丧夫后又丧子的悲痛却视而不见……
1925年鲁迅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所写的序言中说：“造化生人，已经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会再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25]同一时期所写的《灯下漫笔》中说，“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26]，而稍早的《娜拉走后怎样》中则举例说，“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27]类似的表述在鲁迅笔下还有很多。可以说，鲁迅的文学正是因其对国民的痛感的消失的发现而诞生。被鲁迅确立为其文学道路起点的那张幻灯片，不正是显示了围观的中国人对于同胞“被日军砍下头颅”这一惨象的麻木无感吗？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围观他人的痛苦而毫感甚至反觉快乐的场景，不都是幻灯片画面的重写或改写吗？
对自身所受的苦难缺乏痛感，就不会有不平和反抗；对他人所受的苦难缺乏痛感，就不会有同情与援助。前者使人安于奴隶地位，后者则使人相互隔绝，专制统治因此得以稳固而久长。鲁迅在现实和历史中领悟到这一点，被之深深刺痛。他意识到，设法恢复国民消失了的痛感，是唤醒他们起来变革社会的首要之举和必经之路。也许只有持续受痛才能唤醒痛感，才能抵抗忘却，“只有不停地疼痛的东西，才能保留在记忆里。”[28]鲁迅因此特别用力于揭刺和嘲讽，他要使他的读者和他一起感到疼痛，和他一起“向着人间，发一声发狱的绝叫”[29]。我们读鲁迅的作品常常感到辛辣，不安，被刺痛，以至于“想做点事”[30]，而这正是鲁迅所追求的艺术果。换句话说，鲁迅的文学是一种痛感文学，使人疼痛是它宝贵的质素。
四、痛感的恢复
在生命的后时刻，阿Q被装进囚车游街示众，接着拉去法场执行死刑。当阿Q终于省悟到“这岂不是去杀头么？”时，“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面对迫在眉睫的彻底的身体失败，以及围观的“喝采的人们”“发出豺狼的嚎叫一般的声音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再也无法奏了。他感觉那些“张着嘴的看客”仿佛“豺狼”一般就要扑上来撕咬他：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31]
被饿狼吃掉的恐惧曾使阿Q的痛感回归过肉体，而对“张着嘴的看客”们的“又钝又锋利”的眼睛的恐惧则使他的“灵魂”回归了肉体。看客与饿狼化为一体，使阿Q“吓得几乎要死”，在这一刻他本能地感知到自己是一个“人”，就要被一群人形的狼吃掉。他终于无法逃避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剧痛，试图喊出一声绝望的“救命”。此时的阿Q不禁让人想起那个因为恐惧于“被吃”而在暗夜里“从顶上直冷到脚跟”的“狂人”：他们都是在“被吃”的恐惧中恢复了痛感，省悟到自己是拥有“灵魂”的“人”。不同的是，阿Q终于没有喊出“救命”便“微尘似的迸散了”，而“狂人”则在喊出“救救孩子……”后不久便“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亦即再次（主动）丧失了在月光下恢复的痛感——仿佛“四年之前”躲过了饿狼平安回到未庄的阿Q。
发生在阿Q与“狂人”身上的痛感的恢复，是“真的人”觉醒的昭示与基础。从阿Q与“狂人”感到疼痛并直面疼痛的那一刻起，新的历史就诞生了：“狂人”发现了人们已经习于“从来如此”地吃人与被人吃而毫感，他由是呼唤“真的人”和“容不得吃人的人”的世界；当初作为看客直呼过瘾的阿Q现在已经直觉到“张着嘴的看客”是“豺狼”了，他恐怕再也不会觉得杀头“好看好看”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阿Q在领受自身的惨痛与绝望之时，已经获得感知他人苦痛的能力了——虽然他已没有机会感知。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随着小说的推进，叙事人“我”对阿Q的情感由起初较为单纯的嘲讽逐渐转变为复杂的怜恨交加，逐渐超越了“痛恶阿Q这类人想淋漓尽致地将他的丑态形容一下”[32]的初衷而向阿Q贴近。在阿Q临刑时，叙事人甚至替他喊出了那声他没能喊出的“救命”。我们因此在看到阿Q恢复了他的痛感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了那个隐身的叙事人的痛感：他悲痛于阿Q的稀里糊涂的生与稀里糊涂的死，他悲痛于一个即将醒来的“人”的萌芽的夭折，他悲痛于人们彼此之间互不能感知他人苦痛的隔绝，他更悲痛于人们赏鉴他人之死的残忍。正是这种溢满纸面的痛感使叙事人从未庄超脱出来，获得了高于未庄一切人众的位置与反观未庄的能力，并驱使着他为阿Q招魂作传；也正是这种痛感说明了他的本质：这是一个从传统中蜕变出来的现代主体。
正如刘禾所说，“鲁迅的小说不仅创造了阿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和否定阿Q的中国叙事人。”[33]与阿Q的无记性、善忘及感相反，叙事人表现出突出的记性、深刻的反思能力以及敏锐的痛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叙事人是阿Q的对极，也是阿Q的背面。但“有能力分析”的叙事人却并非像刘禾所说的那样止于单纯地“否定阿Q”，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在阿Q临刑前咬嚼“他的灵魂”的“又钝又锋利”的“连成一气”的眼睛，也在一刻不停地咬嚼着叙事人的灵魂。阿Q 生前未曾感受到的疼痛，叙事人在阿Q死后对他的追忆中全都加倍感受到了。叙事人在否定那个自欺而健忘的死去的阿Q的同时，也在为那个感到灵魂被咬嚼着的疼痛的阿Q招魂，相同的痛感使他们的灵魂相通。
在看到阿Q的痛感恢复之时，我们不能不同时看到（与未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叙事人的痛感的显现，因为后者不但同样显示了奴隶因为痛感而恢复为“人”的可能，而且正是后者使得对革命的拷问得以发生。“革命创造的制度性的和道德性的转变”[34]为叙事人提供了未庄以外的生存空间和反思立足点；但革命却不仅没能给想往革命的阿Q带来新生的机会，反而直接导致了他的丧生。如果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5]，那么刺痛叙事人的就应是在看到革命使自己“活”的同时，也看到了想要活的阿Q却因革命而死，看到更多的人在革命之后依然苟活。这种痛感就是他所谓“思想里的鬼”。由痛感出发反思革命，以阿Q之死拷问革命的真义及其何以失落，就与国民性批判一道成为叙事人的叙事动机。读者所感到的阿Q“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36]、著者反而扶起了他所要撞倒的阿Q等微妙的“分裂”或“矛盾”，根源就在于叙事动机的并不单一。这两种叙事动机是相互关联的，化用周作人的话说，叙事人要撞倒阿Q（国民性批判的叙事动机），是为了将他扶起来（拷问革命的叙事动机）。《阿Q正传》因此成为一个扭结着启蒙与革命两大问题，并将它们相互逼入各自视野的复杂文本。
阿Q之所以用精神胜利法麻痹痛感，是为了避免被“厚重的苦痛压死”，而只有在死的威胁中，阿Q才能恢复他的痛感，一旦死的威胁解除（如躲过了饿狼的捕食），他的痛感立刻就会被“‘忘却’这一件的宝贝”[37]封闭起来；而死虽然极大地复活了他的痛感，却也使他的可能的新生彻底化为乌有，这仿佛是一个悖论。如何葆有痛感地走向“人”的新生，成了一个难解的结。
五、酷烈的沉默
让我们通过几个问答梳理一下鲁迅的相关思考。阿Q们的痛感为什么会丧失？为了能在残酷的专制社会使肉体苟活下去，只能麻痹了精神作为代价。鲁迅为什么想要恢复他们的痛感？为了使他们能以“人”的资格而非“奴隶”的资格生活。那么鲁迅岂不知个体恢复了痛感后去抗争“人”的资格，反而可能遭受更大的迫害乃至残杀吗？他当然知道，否则便不会在小说中写“狂人”的被关和夏瑜的被杀。那么鲁迅是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显然也不是。首先，鲁迅向来珍视生命的价值，“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38]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所开示的“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的“道理”[39]，与在《忽然想到（六）》及《北京通信》中所主张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目标”[40]，都是将保存生命视为第一要义，视为发展生命（精神）的前提；而在《兔和猫》中他因痛心于“小性命”在“人不知鬼不觉”中丧失而发出的“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41]的慨叹，更是显出他对作为个体的生命（尤其是弱者的生命）异乎寻常的敏感与重视。正是源于对鲁迅的生命观的熟悉与共鸣，周作人发现了《阿Q正传》“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并认为“这是中国的大的病根”。[42]其次，从鲁迅早年对于执行暗杀任务的犹豫[43]、后来的“主张‘壕堑战’”[44]以及反对请愿并痛惜因此而导致的流血牺牲等言行来看，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并不赞成为了求得“人”的资格而牺牲生命去以卵击石，“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45]
鲁迅既不愿看到阿Q们在麻木卑怯中苟活（“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46]），也不愿看到他们因觉醒的抗争而被害致死[47]，那么他何以又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48]呢？换句话说，如果少数的阿Q们恢复了痛感，却又无力变革现实，那么他们将何以自处呢？对此，鲁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思考到这一层，他陷入了困境，《〈呐喊〉自序》中那个的铁屋子譬喻就清晰地显示了他的迷茫：“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49]
不过，鲁迅虽然深感迷茫，却也在努力寻找出路，保持着痛感在沉默中活下去似乎是他为奴隶们探索到的一条权宜之路。保持痛感，是为了对抗自欺与忘却，避免沉沦于奴隶地位“还万分欢喜”[50]，甚至变成无可救药的奴才。正如郜元宝所说，“记得这‘身受’的历史，乃是对历史和身体本身的起码的尊重，也是摆脱耻辱和悲惨的第一步。”[51]而沉默则是为了保全生命，积攒爆发的能量，等待或创造爆发的时势。
在鲁迅笔下有两种沉默，一种是导向死灭的奴隶式的沉默；另一种是导向新生的猛士式的沉默。《故乡》中的闰土所体现的便是奴隶式的沉默：“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52]猛士式的沉默见于鲁迅的呼吁：“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53]鲁迅在中国的百姓身上只看到了奴隶式的沉默，他们“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54]。借助《阿Q正传》“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的同时，鲁迅期望他们能由“麻木的沉默”转为“酷烈的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55]同是沉默，差别有如天壤——“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56]
鲁迅希望处于奴隶地位的国民都能恢复痛感的现实考虑是，如果没有痛感的恢复在先，则当革命兴起时，他们就只能做出两种消极的反应。第一种是避之唯恐不及或冷漠旁观，甚至反过来帮助奴隶主迫害或剿杀革命者，这在《药》《头发的故事》等小说中已屡见不鲜。使鲁迅耿耿于怀的汉人的辫子问题，也鲜明地展现了痛感消失的恶果：清初汉人虽然对满人的剃发令做出了激烈的血的抵抗，但还是没能免掉拖辫子的命运。这本是惨痛的不幸，然而到了清末民初，虽有革命者的宣扬在先与新政府的命令在后，但大部分汉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却反不肯轻易剪去那条作为奴隶的标志和汉人的耻辱的辫子——他们早已忘了先前的疼痛，习于奴隶的处境了。[57]第二种是阿Q式的视革命为造反，企图借机翻身成为新的奴隶主：“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说：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论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58]
被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原有的权力结构丝毫未变，这是使鲁迅痛心的发现，《野草》中的《失掉的好地狱》就是对此现象的揭示。具体到民元革命，鲁迅也曾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59]从上面的引文来看，鲁迅认为造成这种“变而未变”的原因之一是，被压迫者翻了身以后就忘了被压迫时所身受的苦痛，不能在自身终止压迫的发生，而是因着地位的改变而因袭惯例，将压迫顺势施加到后来者身上。因此，只有奴隶始终记得做奴隶的痛，拒绝成为新的奴隶主，主奴权力结构才有可能被打破，“人国”[60]才有可能实现。否则，革命就难免沦为不过是奴隶和奴隶主互换位置的造反而已——《阿Q正传》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茅盾曾说，“所谓‘精神胜利’这法宝，从一方面看，固可作为被压迫者反抗失败后精神上不屈服的表征，然而亦未始不是麻痹了斗争意识的‘奴隶哲学’。”[61]的确如此。正如上文所述，精神胜利法并不能真正消除失败感，它的作用是在消除失败所导致的痛感，它本质上是一种奴隶的苟活主义。阿Q靠着精神胜利法苟活，但更多更大的失败接踵而至，不断冲击他的精神胜利法，使他终于不能苟活。这正印证了鲁迅的观点：“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62]鲁迅希望于阿Q们的是恢复记性，恢复痛感，敢于打破对于自我的瞒和骗，“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63]即使限于现实而不能奋起反抗，至少也要能保有一种酷烈的沉默。
1933年，鲁迅在《漫与》一文中说：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64]
鲁迅晚年的这段话可以辅助说明我们的结论。没有痛感的恢复与保持，奴隶就会变成奴才，革命就会变质走形，人吃人的社会和文化就会永远延续。保持痛感，是避免万劫不复的底线。终其一生，鲁迅对于阿Q们的这一态度和希望都没有改变。
注释：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39页。
[②]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
[③]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④]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08-510页。
[⑤] 邱焕星：《再造故乡：鲁迅小说启蒙叙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
[⑥]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页。
[⑦]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3页。
[⑧]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⑨]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⑩] 鲁迅：《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50页。
[11]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06-507页。
[12]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08页。
[13]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10页。
[14]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
[15] 鲁迅：《再谈保留》，《鲁迅全集》第5卷，第154页。
[16]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17]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18]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4页。
[19]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4页。
[20] 鲁迅：《春末闲谈》，《鲁迅全集》第1卷，第215页。
[21]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6-527页。
[22] 鲁迅：《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第58-59页。
[23]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9页。
[24]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45-446页。
[25]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3页。
[26]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9页。
[27]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70页。
[28]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页。
[29] 鲁迅：《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全集》第2卷，第204页。
[30] 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31]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51-552页。
[32] 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载彭小苓等编《阿Q 70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33]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8页。
[34]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35]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4页。
[36] 郑振铎：《〈呐喊〉》，载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37]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2页。
[38]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9]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5页。
[40] 鲁迅：《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卷，第47页；《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4页。
[41] 鲁迅：《兔和猫》，《鲁迅全集》第1卷，第580-581页。
[42]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
[43] 参见[日]增田涉：《鲁迅与“光复会”》，载《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340页。
[44] 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1页。
[45] 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298页。
[46] 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4页。
[47] 《狂人日记》中狼子村村民打死的“大恶人”、《长明灯》中连各庄村民打死的“这种子孙”等，都可以看成是因觉醒抗争而被害致死的人。
[48]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7页。
[49]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1页。
[50]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3页。
[51] 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90页。
[52]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508页。
[53] 鲁迅：《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3页。
[54] 鲁迅：《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84 页。
[55] 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鲁迅全集》第3卷，第101页。
[56]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292页。
[57]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
[58]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9页。
[59] 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60]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61] 茅盾：《关于〈呐喊〉和〈彷徨〉》，载彭小苓等编《阿Q 70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62] 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5页。
[63]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290页。
[64] 鲁迅：《漫与》，《鲁迅全集》第4卷，第604页。
文/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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