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滑稽演员周群个人资料
衣赐履按：有一次，司马昭对亲信贾充说，刘禅这家伙真是没心肝啊，就算诸葛亮辅佐他，也难以长久，何况只是姜维呢？贾充说，倘非如此，殿下您又怎么能灭掉蜀国呢？
我估计，这就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原始的出处。这一回，我们就讨论一下，刘阿斗究竟能不能扶起来。讨论之前，先看一下蜀国的大背景，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嬗变。
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十七岁的太子刘禅继位。诸葛亮主政，内事外事一把抓，对外，联合东吴，对抗曹魏；对内，发展生产，以法制国，整饬武备，平定叛乱。刘备死前，交代刘禅，要像对待亲爹一样对待丞相。刘禅是个孝顺孩子，虽贵为皇帝，但万事不理，每日只是读各种圣贤书。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了南中地区一系列叛乱（包括七擒孟获）。从公元228年到公元234年，诸葛亮先后五次北伐，出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取得像样儿的胜利，诸葛亮本人也病逝于后一次出征的军营之中。诸葛亮去世后，蜀国并没有停下北伐的脚步，从公元238年到公元262年，二十多年间，姜维先后十一次北伐，败多胜少，虽然寸土未得，但也确实起到了骚扰魏国的作用。
经诸葛亮、姜维两代人、三十多年的北伐，如果从魏国抢得了一砖半瓦，也算有点功绩，然而，没有。
同时代稍晚，吴国大鸿胪张俨曾经论及诸葛亮和司马懿，对诸葛亮有这么几句评价：
诸葛丞相确实有匡佐之才，但是处于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如果闭关守险，则君臣无事。但空劳师旅，年年北伐，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近两千年来，绝大部分人都对诸葛亮敬重，谈及他时，往往带着感情色彩，他如果成功，大家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如果失败，大家会不由自主为他找理由；他治下的百姓，就算生活再艰难，也要在文字上体现出宁可受苦也甘愿支持丞相的调调儿来。张俨这一句“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已经算是很重的批评了。
到了姜维时代，蜀国百姓又是如何呢？
《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载，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诸葛亮都去世几十年了，蜀国的百姓还在歌颂他，深深怀念他。
这话，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在诸葛亮治下，百姓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公平正义也是落实得下去的，因此，老百姓思念他。
但是，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太苦了，才会思念稍好一点的诸葛亮时代。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前讲过，王莽称帝后，百姓思汉；更始帝刘玄驾临长安后，百姓思莽；赤眉军杀入长安后，百姓思玄。百姓思汉、思莽、思玄，是因为那时候日子好过吗？不是。之所以思汉、思莽、思玄，是因为虽然日子都很惨——但越往后越惨，到赤眉时代，老百姓根本就活不下去了。
蜀汉灭亡前数年，据《三国志·谯周传》载，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意思是，连年举兵，百姓伤损病困，日子基本上过不下去了。
另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载，孙休时代（公元258年—公元264年在位），派薛综的儿子薛珝（读如许）到蜀国买马。薛珝回来之后，孙休问蜀国的政治得失。薛珝说：
蜀主暗弱，不知其过；臣下苟且，但求无罪。在他们的朝廷，没有人讨论正事儿；在他们的田野，老百姓都面带菜色，云云。
刘禅呈递给邓艾的蜀国户口登记簿显示，蜀国有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人。
也就是说，全国九十四万人中，吃公家饭的有十四万二千人，大约五个半人要养一个公务员或战士（我不确定将士数是否包含在总人口中，如不包括，则大约六个半人养一个），而这五个半人中，大多是老幼和妇女，因为青壮年要么当公务员，要么当兵去了，换句话说，蜀国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和军队，主要是靠女人们种地来养活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战争潜力基本上已经枯竭。因此，我不大相信蜀国老百姓就那么喜欢战争，就那么支持连年北伐。
另外，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姜维带着几万部队跑沓中去屯田了。
百姓日子苦，那么官员呢？
以前我们讲过，刘备入主益州之后，统治层主要有三拨儿人：一是荆州集团（包括元老），二是东州集团，三是益州集团。荆州集团占据了权力核心位置，东州集团次之，益州集团不是很受重视，在朝中任职的少，在地方任职的多。这个格局，直到蜀国灭亡，也并没有多大改变。
这样，当前两个集团的人物相继故去之后，其后人逐渐占据要职，而这些人，不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与他们的祖辈、父辈相比较。比如，三十几岁就任卫将军、平尚书事的诸葛瞻，跟他老爹诸葛亮，除了都姓诸葛之外，没有任何可比性。尚书张遵和他爷爷张飞，汉城守将蒋斌和他老爹蒋琬，都是同样的情况。但是，权力一定要掌握在自己人手里，这个大的原则，是不能变的。因此，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依然占据朝廷的主要岗位，益州集团有没有什么匡佐大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上升的通道。
【权力，必须在自己人手里】
那么，在干部中占据多数的益州集团成员，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就不得不考虑了。特别是在姜维屡次北伐而无功的情况下，反战的呼声逐渐形成气候，甚至，包括部分荆州集团、东州集团成员，也可能对寸功未立而又连年举兵的做法，产生怀疑。进而，“天命归属”这种神秘兮兮的东西，就碰到了适合的土壤、温度和湿度。
其实，早在刘备当政时期，蜀国就颇有几位大神级别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叫杜琼。
杜琼是成都人，从小跟着任安学习，得了任安的一身本事。
这位任安又是什么人呢？他是大牛杨厚的亲学生。
以前我们讲过，在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批玩儿灾异、玩儿阴阳、玩儿易经、玩儿图谶的士大夫，杨厚就是其中牛的人物之一。也就是说，杜琼算是杨厚的徒孙，精通阴阳五行易经灾异图谶这类的神秘学问。刘备时期，杜琼做议曹从事；到了刘禅时期，杜琼一路做到了九卿之首的太常。
杜琼不大与人交往，也不爱说话，但蒋琬、费祎对他都很器重。杜琼虽说学问大，道行深，但从不对天象的吉凶发表评论。上一回我们讲到的、力劝刘禅向邓艾投降的谯周，经常逮住机会就向杜琼请教这方面的问题，杜琼回答说：
小谯啊，这门学问很难诶，必须自己亲身观察，仅看事物的表面是不行的。必须做到废寝忘食、晨昏不分的程度，才可能得知天道的秘密。然而，天机不可泄漏，不可告知他人，还不如不知道哩。因此，我自己也不再观察天象了。
谯周借机问他，过去周徵君认为“当涂高”指的是魏国，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衣赐履说：徽读如纸，徵君或徵士，指那种不愿做官的神秘高人。谯周说的周徵君，应该指的是巴西人周群的老爹，周舒。这位周老爷子，也是大牛杨厚的亲学生，学了一身的阴阳五行星象图谶，名声很大，多次被征召做官，都坚决拒绝。当时有人问他，《春秋谶》中有句话叫“代汉者当涂高”，是什么意思。周舒说，当涂高者，魏也。于是，这种说法就在当地学术界暗中流传开了。
此番，谯周就向杜琼请教，周舒所言，究竟是什么意思。
【传说中的杜神仙】
杜琼说，魏，就是宫殿大门，临道高高矗立（当涂而高。涂就是途，指大路），这是圣人取其象征之意而说的。
杜琼见谯周一脸懵圈，就问，没听明白？
谯周搔了搔后脑勺儿，说，总觉得这么解释，有点牵强。
杜琼说：
在古代，官职没有命名为“曹”的。但自汉代开始，官职名称都称为“曹”。吏，称为属曹；卒，称为“侍曹”，这难道还不天意吗？
一刹那间，谯周仿佛被一道灵光击中，一下子开窍了，悟出了一大堆东西，他说：
《春秋》上说，晋穆侯给太子起名为仇，给仇的弟弟起名为成师。大夫师服说，君侯给儿子起名太怪异了，太子叫仇，而弟弟却叫成师，这是要出现动乱的预兆诶。后来，师服的话果然应验。汉灵帝两个儿子，被称为史侯、董侯，先后被立为皇帝（即少帝刘辩和献帝刘协），后来都被免为诸侯，跟师服所说的类似。而先主名字是备，意思是准备好了，后主名字是禅，意思是要送给别人，上下一联系，就是刘家已经准备好了，要把送给别人诶。这简直比晋穆侯和灵帝给儿子起名字还要那个诶！
衣赐履说：所谓“代汉者当涂高”，意思就是取代刘家天下的，是当涂高，而当涂高，就是曹魏。这种所谓的谶语，是曹氏乃天命所归的理论依据之一。其真伪，没有必要深究。
杜琼死于公元250年，也即是说，谯周认为，天下归魏，至少形成于公元250年之前。
于是乎，由于“军旅数出，百姓彫瘁”，时任中散大夫的谯周与尚书令陈祗（陈祗于251年守尚书令，258年去世）有过一番谈话，谯周回到家后，根据谈话内容形成文字，名为《仇国论》。大概意思是说：
有两个，一个叫因余国，一个叫肇建国，因余国小，肇建国大，这两个一直打打杀杀，世代为仇。因余国有个叫高贤卿的，和一个叫伏愚子的聊天。
高贤卿问，如今国事未定，上上下下都很闹心，古代时动不动有以弱胜强的故事，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他们都有些什么厉害手段？
伏愚子说：
我听说，大而又没有祸患的，就常常轻慢，小而有忧虑的，就会想办法去改良处境；总是牛逼闪蛋，一定会出乱子，时时心怀忧惧，才能安定，这是普遍的道理。因此，周文王善于养民，就能以少胜多；越勾践抚恤百姓，就能以弱胜强，这是他们的方法。
高贤卿说：
从前，项羽强而汉高祖弱，打得不可开交。后来，他俩约定以鸿沟为界，分割了天下。而张良认为民心一旦安定，就难以再被激发，就劝刘邦继续攻打项羽，并终于将项羽消灭。你看，得到天下，不一定非要像周文王那样嘛。现在，肇建国正好国内不太平，我们趁机攻打它，正好可以灭掉它诶。
伏愚子说：
在商、周之际，王侯世代尊贵，君臣之分稳固，人民都已习惯。深深扎根的东西很难拔除，居于坚城的百姓很难迁移。在商、周时代，即使是汉高祖，又怎么能够通过征战而夺得天下呢？到秦朝废封建、设郡县之后，百姓被秦朝的苦役搞得疲惫不堪，天下土崩瓦解，各种正版、山寨版的大王小王满天飞（或岁改主，或月易公），如鸟兽般惊恐不安，无所适从。于是，英雄豪杰涌现，并力争夺天下，迅速搏杀的所获就多，行动迟缓的就被吞并。现在，因余国和肇建国，都已经传国好几代了，并非秦朝末年天下鼎沸的时代，而有六国并立称雄的形势，因此，可以行文王之法，却难有汉祖之业。百姓疲劳就是产生骚动的前兆；在上位的骄慢，在下位的残暴，就会导致土崩瓦解的形势。
俗语说，既然屡射不中，那就仔细瞄准后再射。因此，有智谋的人不为蝇头小利而动心（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似是而非的情况改变常态（不为意似改步），时机成熟以后再行动，形势适宜以后再举兵，所以商汤、周武都是一战而克，实在是因为既重视人民的劳苦，又能审时度势的缘故啊。如果一味穷兵黩武，土崩瓦解之势形成，遭遇到了危难，那么，即使是有智之士也难以挽回了。当然了，如果有人硬要说，他能够奇变纵横，没有缝隙也可以穿过去，飞越山谷如履平地，不用乘船就能横越大河，以我的智商，就完全不能理解了。
【其实，谯周不懂天象，电视剧瞎编】
衣赐履说：这篇《仇国论》，应该在蜀国上下传播还是比较广的。因为这是谯周和当时的尚书令陈祗的对话，谯周既然整理出来，当然是要在士人圈子里传播的。
谯周认为，小小的因余国，在天下基本安定的情况下，实力不行还老去骚扰大国，你这是找揍的节奏诶。换句话说，谯周是坚决反对北伐的。但是，谯周并没有因为这篇东西而受到处理，我想，一方面是刘禅比较宽仁，轻易不收拾人；另一方面，也许包括刘禅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谯周这种与北伐国策相违背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的。
谯周这个人挺有意思，上回我们讲过，谯周一力主张刘禅投降，而且，他似乎真的是从刘禅的角度，或者是从蜀国的角度来考虑的，至少，他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这么做的。
公元262年，皇宫中大树无故折断，谯周深深忧虑，但并没有和别人谈论，而是在柱子上写了一段话：
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意思是，曹就是众，魏就是大，既众且大，天下当聚。具即准备，授即送人，已经准备好送人了，国运到此也就终结了。
好，现在我们讨论一下，后主刘禅为什么选择向邓艾投降。
第一，不想死。
这是投降的基础。刘禅不是强人，至少不是他爹刘备那样的强人。如果是刘备，没称帝之前，打不过就跑；称帝之后，如果碰上这种情况，估计得“君王死社稷”。
第二，将没了，兵不够。
先看将。这个时候能打仗的，或者说有能力打仗的，就那么几个，大将军姜维、右车骑将军廖化、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右大将军阎宇，都在剑阁跟钟会死磕呢。
衣赐履说：《三国志·霍峻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当时，右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魏军来犯，刘禅把阎宇招回。阎宇是打过仗的，但刘禅却派诸葛瞻抵御邓艾，则说明阎宇当时不在成都，应该和姜维在一起。还有一个镇西将军胡济，在对抗钟会、邓艾过程中，一直没有出现，有可能已经去世。
因此，等邓艾从阴平突然杀将出来，成都城里，根本就没有武将。只好把一天仗也没打过的卫将军诸葛瞻派出去了，军败身死。跟着诸葛瞻迎击邓艾的还有这么几位：前镇北将军黄权的儿子、尚书郎黄崇，张飞的孙子、尚书张遵，前建宁太守李恢的侄子、羽林右部督李球，这几位，都跟着诸葛瞻战死了。
主将没打过仗，副手们都是皇上身边的干部，都是养尊处优之下成长起来的官二代官三代，也都没打过仗，对方可是当时天下能打的大将之一邓艾啊！这仗怎么打？
再看兵。
这块儿得好好算算，看成都现在还有多少兵。
前面，我们讲过，司马昭估计蜀国全国兵力九万，但从刘禅交给邓艾的统计簿来看，蜀国兵力十万二千。我们按这个数据来掰饬。
姜维、廖化、张翼、董厥等人合兵一处，在剑阁的四五万。《三国志·钟会传》载，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这四五万人，是在姜维与邓艾、诸葛绪等打过之后，又派了田章去支援江油守将马邈五千人之后的数字（详见拙文《蜀汉悲歌之炎兴元年（中）：邓艾就是要跟司马昭唱反调》）。剑阁守军算四万五千人，田章五千人，再加上战损二千人（《三国志·邓艾传》载，金城太守杨欣追击姜维，双方在强川口大战，姜维败走），这就是五万二千人。
王含率五千人守乐城，蒋斌率五千人守汉城。
这就是六万二千人。
据《华阳国志》载，公元263年，魏镇西将军钟会伐蜀，入汉川，打下很多营垒，只有黄金（陕西省洋县东北，城东即子午谷的出口午口）围督柳隐坚壁不动。钟会派其他将领攻打柳隐，一直没打下来。直到刘禅投降，柳隐才去拜见钟会。黄金守军及被钟会打下的诸多营垒，一共算三千兵，应该不算过分。
这就是六万五千人。
我们在上回讲过，姜维当时设了很多围守，除了督汉中胡济回防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之外，又在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等地，都设围守。这七个地儿，我们一共算两千人，不过分吧？
江油守将马邈向邓艾投降，我们算他有两千人。
这就是六万九千人。
诸葛瞻在绵竹与邓艾死磕，邓艾两万余人（不算降兵），诸葛瞻与邓艾正面死磕，也得有个一万到二万人吧，我们就算一万人。
这就是七万九千人。
《三国志·霍峻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魏军来攻，刘禅调右大将军阎宇回成都御敌，阎宇留给副手罗宪二千人守永安。
这就是八万一千人。
上回我们讲过，安南将军霍弋要求回成都抵御魏军，刘禅没让他回来。霍弋是镇守南中的。南中地区，是蜀国少数民族呆的地方，自诸葛亮死后，就没消停过，霍弋手上没个五千到一万人马，他都不好意思守南中。我们算五千好了。
这就是八万六千人。
十万二千减去八万六千，还剩一万六千人。我们上面算的只是史书中提及的有兵的地方，并没有计入其他郡县的兵，益州一共二十多个郡，这儿几百，那儿几百，七七八八一算，成都真的剩不下多少兵了。
前面提到羽林右部督李球，跟诸葛瞻一块儿战死于绵竹。羽林军是皇宫内卫部队，这种部队一般都是玩儿票性质的，看个家护个院儿，驱赶个老百姓，吆个三喝个四唔的，还行，让他们去打仗，基本上就是扯淡，现在，刘禅连羽林军都派出去了，你说成都还能有多少兵？
【看家护院儿的都上了前线了】
为什么邓艾击溃诸葛瞻之后，蜀国朝臣只有两种意见，一是投降，二是逃跑，基本上没有主张死磕的。为什么？因为这帮家伙既不想打，也打不起。
第三，粮不够。前面讲过，邓艾曾经考察过陈郡、蔡国（上蔡，河南省上蔡县）之间的土地，用于屯田，他给司马懿上的调查报告说……只需六七年时间，就可以在淮河上游屯积三千万斛军粮，够十万军民吃上五年。
注意，三千万斛军粮，够十万军民吃上五年。
那么，十万军民一年则需要六百万斛。
成都现在粮仓里还有四十万斛粮食，十万军民可以吃二十四天。
我们不好估计成都城中，需要靠这部分粮食生存的军民有多少，但显然，这些粮食并不多。而且，姜维在剑阁的四五万人，可能也得需要这些粮食来补充。当然，魏军的粮食恐怕也不很充足，但他们一方面拿下了几个城，其中关城有粮仓；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打到哪抢到哪，在筹粮上，这个率要远高于蜀军。
第四，成都上下无心再战。前面我们讲了谯周的主张，还有蜀国百姓的生存状况，大略可以判断，成都城内，从官员到百姓，没有几个想打仗的。
能打的，都派出去了，刘禅身边剩下的，都是投降派和逃跑派，我们甚至可以合理推测，如果刘禅坚持要打，既没有兵，又没有将，指望一帮投降派和逃跑派去迎战邓艾，一定会出现各种滑稽场面。
刘禅还想撤往南中，被老谯周一通反驳，放弃了，于是，只能投降。
那么，把后主刘禅提炼成“扶不起的阿斗”，有没有道理呢？
公元223年，刘禅登基，公元263年，刘禅投降，做了整整四十一年皇帝。前十来年，诸葛丞相大权独揽，蜀国的大事小情，全是诸葛亮说了算，刘禅从来没发过言，蜀国怎么样了呢？后几十年，虽然自蒋琬死后，刘禅开始主政，但北伐的总基调没有改变，姜维十一次北伐，刘禅都给予了支持，那么，取得了什么战果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四十年来，寸土未得，现在又被人家十八万大军打到家门口了，不对，不是家门口，是直接打到主卧室里了，那么请问，换了谁，能被扶得起来？
到了这般田地，刘禅迁怒于谁了吗？
没有。
刘禅一个人背下了所有的耻辱。
我猜，阿斗心说，算了吧，朕累了，朕想躺平歇歇了，就这样吧。
【刘禅背起了所有的锅】
刘禅举家东迁，到达洛阳，三月，魏帝下诏，任命刘禅为安乐公，食邑一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还有七七八八一些别的东西。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
据《汉晋春秋》载，有一次，司马昭请刘禅吃饭，专门让人表演蜀国的节目，刘禅的故臣们都十分感慨悲伤，只有刘禅嘻笑自若。司马昭对旁边的贾充说：
一个人没有心肝（人之无情），能到这个地步吗？就算诸葛亮在，也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只是姜维呢？
贾充说，倘非如此，殿下又怎么能灭掉蜀国呢？
过了几天，司马昭问刘禅说，颇思蜀否？
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
郤正听说后，就来见刘禅，说：
老大啊，如果以后司马昭再问这种话，您应该哭着说，先人坟墓远在陇、蜀，我心悲伤，无日不思啊，然后，就闭上眼睛不用说话了。
后来，果然司马昭又问刘禅，思念蜀国吗？刘禅就按郤正教的，表演了一遍。
司马昭说，咦，你说的怎么像是郤正的话呢？
刘禅大吃一惊，睁开眼睛说，就是他说的，你怎么知道！
司马昭的手下当场笑昏过去好几个。
公元271年，刘禅在洛阳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衣赐履说：我初看到这个故事，感觉后半段儿纯属扯淡，就是为了寒碜刘禅。司马昭如果能够两次问刘禅“颇思蜀否”，真是有够无聊。后来突然反应过来，司马昭时不时请刘禅吃过饭，每次喝到酒酣耳热，就问上一回，笑上一回，也不是不可能，毕竟，羞辱曾经的对手，确实是件很过瘾的事儿，让胜利的喜悦感倍增。或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禅和卻正一合计，就陪着司马昭把这场戏给你演足了，把你的笑点拔到一个高度，让你再问“颇思蜀否”时，就没了那般过瘾的感觉。
总之，我倾向于认为，后主刘禅，不惜装傻充愣，保全了家族，客观上也结束了蜀国的战乱，对老百姓而言，未必不是好事。刘禅虽然不是雄主，但也算得上是守成之君吧。至于说兵败国灭，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换了别人，我猜，也一样“扶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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