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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其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因外来民族的入侵而灭亡,也没有因民族斗争而被扰乱。她的大特点就是其中有“礼”一以贯之地存在。“礼”,初是用来调节人神关系的,后来扩展到人,后扩展到社会,成为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俗”,则是大家认同的、没有明文规定却又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礼与俗的结合,即是“礼”通过民间风俗表达着自己的精神原则,民间风俗吸取礼的形式,制定规范社会行为的条例俗规。汉画像作为汉代祭祀性丧葬艺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生产能力、战争方式、道德观念、精神信仰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必有“礼俗”的反映。一、祭祀天神(一)祭祀太乙神
据学者考证,早期楚人崇奉的神祇主要是日神兼农神炎帝和火神兼雷神祝融。降至战国,由于君主制的加强和天文知识的增进,楚人开始信仰“太乙”神,并视其为全天尊的上皇。“太乙”又称“太一”,其祠在东,故又称“东皇太一”。《楚辞·东皇太一》曰: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饵,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桴兮附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据此可知,祭祀东皇太一的仪式庄严而隆重,既要选定吉日,又要进献蕙肴、桂酒等祭品,并要用乐。《史记》中的封禅书及天官书均言:天神尊者为太一或泰一。《汉书·郊祀志下》载:“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淮南子·本经训》对太乙神更有增饰之词:“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可知,汉承楚俗,仍然信仰太乙神。
河南南阳石墓汉画像图
1988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南阳市西郊麒麟岗上发掘一座大型汉画像石墓时发现的天文画像对此多有反映。此巨型画像雕刻在前墓室顶部的九块条石上,整幅画像,中部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中央天帝,左端为女娲及南斗六星,右端为伏羲及北斗七星。画间还饰以密集的云气纹。端坐于画像中央的人,头戴冠,冠上有山字形装饰物,面部虽未被刻画出来,但此人被“四神”环绕,左右两边又有象征天、地、阴、阳的伏羲女娲二神,画像的这些特征正好与文献中的太乙神相吻合,可以肯定,画像中央之人就是中央天神——太乙。由此可见流行于汉代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和引魂升天观念对汉代人的影响,以及汉代人控制自然、把握自身命运和死后早日灵魂升天的强烈愿望。(二)祭祀风伯、雨师
风伯、雨师早在先秦时期就是人们所崇奉的神灵。雨神的初形象是龙蛇。神话传说中的应龙就具有呼风唤雨的神性,《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应龙是黄帝时代人们所祭祀的雨水神;该书还记载风伯、雨师曾协助蚩尤纵大风雨,和黄帝作战。蚩尤在古代是“兵神”、“战神”的代称,能够做战神的伙伴,风伯、雨师呼风唤雨的能力可想而知。《周礼·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由此可知,神话传说时代以来,风伯、雨师就成为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
东汉时期王充在《论衡·祭意篇》中说:“群神谓风伯、雨师、雷公之属。风以摇之,雨以润之,雷以动之,四时生成,寒暑变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恶,四方,气所由来。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先民的这些原始崇拜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分不开的。在原始农业产生以后,人们意识到农业的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从而产生了对风伯雨师的原始崇拜。
《汉书·郊祀志上》云:“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逐之属,百有余庙。”《后汉书·祭祀志下》亦云:“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以己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用羊豕。”可见,风伯、雨师在秦汉时代已成为国祭祭祀的重要神祇之一。
河南南阳石墓画像“风雨图”
河南南阳及山东武氏祠画像中均有风伯、雨师的画像。考古工作者在南阳王庄发掘的画像石墓中有一幅“风雨图”:画面上部刻的是三人共曳引一车,车上一驭者双手挽缰,另一神人端坐车上。车轮以五星联线组成。画面下部有四神人,头发甩在一旁,怀中均抱一大口罐,罐口向下作倾倒状,水流似瀑布倾泻而下。图右一巨人,赤身裸体,双腿跪地,张口作吹气状。我们认为画中那持罐倒水的四神为雨师,张口吹气者即风伯。
山东武梁祠石室画像
山东武氏祠后石室第三石第二层画像石中亦有风伯、雨师画像:图中一车,车上树鼓,一人持槌敲击,当为雷公。车后有一神人张口吹气,即风伯。图右一双龙形的拱门——当为长虹形象。虹上方有一人,一手持鞭,一手举罐,罐口朝下作倾倒状,画中部有两人,一人持高领壶,一人抱大瓮。此三人举罐、持壶、抱瓮,当为雨师正在布雨。
“三人布雨场景”
在汉代,不但设祠、庙祭祀风伯、雨师,而且将其作为画像题材雕刻于祠堂、墓室之中,使之成为人们灵魂升天的保护神。这充分反映了汉代人的宇宙观以及人们对风雨这些自然神的崇拜。二、祭祀地祇(一)祭社
社,即社神,又称社稷之神、土地之神(祭的社为社稷神,庶民祭的社为土地神)。《说文解字·示部》云:“社,土地神主也,从示土。”段玉裁注曰:“社者,土地之主……今人谓社神为社公……社者,神地之道。”《玉篇》云:“社,土地神主。”立土地神主的目的是祭祀,故具有对某地上社神的祭祀权,也就代表了其具有该土地的所有权。《礼记·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故各时代统治者都将立社、祭社看成国之大事,凡建邦立国,必先置社。《汉书·郊祀志上》载:“(高祖时)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治枌榆社,常以时,春以羊彘祠之。”郑玄注曰:“枌榆,乡名也。社在枌榆。”这是汉初即存在祭社之俗的明证。《后汉书·祭祀志下》曰:“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而郡县及里社之祭大概只能用羊豕,“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可知汉代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祭社之俗,并且主祭者身份不同,其所在祠社的规模、祭礼也有等级差别。
从礼制,祭社之处必植树。《初学记》卷十三引《尚书·无逸篇》曰:“大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为槐。”《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汉书·郊祀志》:“及高祖祷丰枌榆社。”颜师古注曰:“此树为社神,因立名也。”
在汉代画像中,刻画有各类不同的树木图案,这类树木图案或作为主题纹饰单株独处,或列树成林,也有的是作为画面的一部分,甚至仅作装饰补白之用,其共同特征是:树干挺拔向上,干支区别,分枝无论刻画多少,均呈斜向上伸,树顶呈锥状,且多栽植于坛台之上。据郑同修先生考证:“汉画中的是类摹画或与我国古代立社﹑祭社这一历史事实密切相关。树下的土台或即`封土为坛'之坛,而坛上所植树木,大概即属社树之类了。”由此可见,画像中的树木图案是汉代存在祭社之俗的反映。
农耕时代,土地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故立社神,它成了人们信仰的基础,人们认为收成﹑灾祸与社神息息相关,如果照顾不周,就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特别是在“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及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汉代,人们为了求得死后的安宁﹑享受以及早日羽化升仙而普遍举行社祭,这样,社祭题材在汉画中多有反映也就不足为奇了。(二)傩祭
傩是上古初民用来驱鬼除疫的一种禳祭活动,它反映了上古人类对于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崇拜。《周礼·方相氏》记载周代宫廷傩祭活动时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郑玄注曰:“时难(傩),四时作方相氏以难(傩),却凶恶也。”《礼记·月令》记载有三时之傩:“季春之月,……命国难(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难(傩),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傩),……以送寒气。”《论语·乡党》亦有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人傩时孔子要着朝服,可见傩所具有的礼仪性质。先秦文献中只见春傩、秋傩、冬傩,以冬傩为,故冬傩又称大傩。而方相氏则是先秦时期傩祭中假扮傩神的人,面目狰狞。到了汉代,傩仪驱疫活动仍然存在。《后汉书·礼仪志中》载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驱恶鬼于禁中。……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这里所记载的大傩是先秦大傩的遗留,由此也可知汉代傩祭的具体细节。
沂南石墓汉画像图中的“羽人”及“大傩”形象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的大傩图展示了方相氏及十二神兽驱鬼逐疫的场面,画面上雕刻有十几个面目狰狞、身长毛羽的神兽在驱逐异兽(疫鬼),有的正在追杀,有的正在吞食,异兽四散逃奔。南阳汉画像石中虽然没有发现完整的大傩图,但有许多驱邪逐疫的画像,刻有神兽驱赶怪兽的画面。有的画像中刻有打鬼的头目方相氏,有的画像中刻有大傩中十二神兽之一。在南阳发掘的汉代画像石墓中还能看到似人似熊的形象,这就是傩仪中的方相氏;《南阳汉代画像砖》图181中,左有一熊,人立,这是汉画中常见的神兽方相氏。这些画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表现了汉代大傩之俗。
《南阳汉代画像砖》 图181、182、183
春秋战国时,天﹑地﹑人相互贯通的思想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神秘主义在追求理智的人中渐渐散去,但是,由于汉代“天人感应”﹑谶纬之风的存在,人们在关心天道﹑世道和人道,并希望解除生活困厄的同时,仍把傩仪作为象征的仪式进行祈禳活动,使被作为象征仪式的傩祭仍具有神秘色彩。三﹑祭祀人鬼(一)祭祀祖先
原始社会的人们通过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祖先崇拜”而整合成较为固定的社会群体,形成以后,祭祀祖先仍是“国之大事”,这种“祖先崇拜”的习俗,在古代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固化为“礼”。《礼记》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祭祀“天(上帝)”虽然摆在祭祀祖先之前,但当时,“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郑玄对此注曰“周人尚左”。可见祭祀祖宗神还是首要的。
汉代人的观念中,死亡已不是令人恐惧的生命终结,死后住在地下世界的祖先灵魂,仍然向往和怀念着人间的一切,可以回到修建在人世间的祠庙中来,享受子孙家人精神和物质的献祭。人们认为墓地和祠堂是“鬼神所在,祭祀之处”。人鬼之间思想上的交流,伦理感情上的融合,通过祭祀得到实现。
汉代孝道观念及鬼神思想盛行,当时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要上冢祭祀先人、亲友或古代圣贤,祭祀祖先之风盛行。据史书记载,光武十八年、永平七年、元和中、永元十年等,东汉的帝王曾回南阳章陵祭祀祖先。《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六年“冬十月,行幸鲁,祠东海恭王陵;会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阳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太平御览》引桓谭《新论》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鸡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顾炎武《日知录》亦云:“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也。有上冢而会宗族故人……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有赠谥而赐之于墓者……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
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就出土有祭祖画像,上刻有墓祀图。山东宋山1号小祠堂后壁为“祠主受祭图”。画面分两层,左方为一栋两层楼房,楼下一人头戴进贤冠,面向右,手伸前,坐在绣花墩上,当为“祠主”。他面前有二人向其跪拜。男主人身后一仆人,一手持板,一手抱锦囊。楼上,女主人正面端坐,两边各有两个侍女手拿铜镜、布巾之类向着女主人。楼外左右各一阙,左阙下二人,右阙下一人,均举板似谒见。左阙上有一人执三株果树。右阙上有三人,一人向楼,二人手执弓箭射鸟。祠主子孙树下射鸟的场面,可能与墓地祠堂中的祭祖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祠主受祭图
(二)祀高禖
祀高禖,属于祈子礼。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各国就有春季祭祀高禖之神的习俗。《礼记·月令》云:“是月(仲春之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郑玄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娀简吞之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禖者,神之也。”《诗经·大雅·生民》记述郊祀祈嗣的目的是“以弗无子”,可见高禖之祭由来已久。祀高禖之俗传之汉代,其隆重情况一如其前,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神名也。……所以祈子孙祀也,后妃将嫔御,皆会于高禖,以祈孕妊。”《后汉书·礼仪志上》:“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南阳市唐河县针织厂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形象
南阳市唐河县针织厂画像石墓出土有巨人或力士拥抱女娲伏羲的画像,显然有撮合婚姻以求子之意,此巨人就是当时高禖的形象。而在山东嘉祥县花林村出土的祠堂西侧壁石画像中亦有一个戴山形冠、双手抱着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的高禖之神形象。可知,汉代存在祭祀高禖,祈求上天保佑子孙后代人丁兴旺、家族永远繁荣昌盛的习俗。
山东嘉祥县花林村出土的祠堂西侧壁石画像
汉画所呈现出来的汉代祭祀礼俗,与先秦时期的祭祀礼俗一脉相承,同时,受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汉代人们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之风盛行。大量的汉画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思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提供了新资料,同时通过对汉画中有关祭祀礼俗资料的研究,可以管窥汉代人们的精神信仰,再现汉代人们的精神生活。
节选自李建新《从汉画像看汉代的祭祀礼俗》,《开封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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